走不上甲板的醫療 之二

欲來做伙作火某？

2018.10

二零一八年的十月，時隔將近一年再次踏上南方澳，不變的是那依然飄個不停的細雨。我穿了一件防水夾克，跟著全然不同的夥伴冒雨沿著第一港口和第二港口走，不時朝港邊停泊的漁船瞧，如果船上有人影，我們就用我們學了一年、卻仍舊破爛的印尼文，試著和在船上歇息的漁工閒聊。我們沿著看見不曾見過的Toko Indo便停下腳步，在地圖上註記好後、再討論是否進入光顧。我們聽台灣老闆幹鐎軍校生和台灣政治，被說「無三小路用」和「三好加一好」，也被顧店的女老闆直接了當地詢問我們是不是要找漁工工會；我們光顧了港邊的漁貨攤商，看大姐向菲律賓人大喊”Makan、makan!”而掩藏不住笑意，我們也跑到海岸邊，因為雨天而沒能遇上踢足球的漁工，卻和海釣的伯伯意外聊了起來，看他將長長的鉤子穿入扭動的海蟲身子、以作為餌料；我們緊挨著一艘艘的漁船打招呼，也許是聽不懂印尼話的菲律賓人、也許是看起來困惑而不想多加搭理我們的印尼人；我們也誤闖過菲律賓人的雜貨店，試著和菲律賓老闆娘打聽清真寺的下落而失敗，卻學會了Tagalog的謝謝是”Selama!”。我想我和夥伴們都在漸漸體會「有意識的相遇」這件事，出奇不意，卻也饒富含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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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有趣的是我們頻頻遇見的菲律賓人，初次在毫無學長姐的陪同下出門冒險，在勇敢夥伴的鼓勵下，我們不停地練習用印尼文和漁工問好，但只見我們遇上的人不是一頭霧水，初期還以為是我們不常使用、以致說起話來腔歪調破的緣故，又不死心地試了幾句才明瞭原因，”Philines!”他們指指自己說道，我們才恍然大悟，趕緊切換聲道、或是尷尬邊道歉地離開。繞了幾個小時還未問到清真寺地址的我們，就在即將要心灰意冷的時候，看見遠處又走來了一個異國的臉孔，先前碰上的經驗原本讓我們心生猶豫，但他手上提著的東西瞬間讓我們像是被電擊中了一樣！「是Teh Botol！」我們低聲驚呼「那位先生」手上的配件，Teh Botol是印尼的國民飲品，看見那個熟悉的紅色瓶子，夥伴趕緊衝上前用印尼文問候，即使也許是我們的莫名其妙讓這位靦腆的印尼老兄顯得困惑和嚴肅，但一瓶紅茶竟然能讓我們頓生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，這應該是從未想過的事情。言歸正傳，我們向他詢問了Masjid的位置，也順道從他手中提著的食物看到：附近還有雜貨店的蹤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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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印尼人的指引下，我們找到了門前停滿腳踏車的印尼清真寺，雖說是清真寺、但其並沒有我們印象中的洋蔥式屋頂，它是用一間台灣老建築改建的宗教聚會場所，很巧妙地在一排民宅間隱藏了自己的存在。我們鬼鬼祟祟地經過它，因為沒有印尼人帶領，也只敢往裡面偷瞧幾眼、再悄悄離去，繼續往那條巷子的底走去，我們在另一側的漁港邊發現了新的印尼小吃店，隨意和櫃檯後的銀髮老太太閒聊起來，只見她驕傲地說攤上的食物都是她的印尼媳婦煮的。掀開簾子，只見一位印尼臉孔的婦女走到前台來，在做完我們的料理後她在奶奶旁坐下、也吃著她的午餐，”Ibu dari Blitar?”這是我從門口招牌的店名猜到的，見她靦腆地笑著點點頭，我接著說我們在台北唸書，正在學習印尼文、並稱讚她的食物很好吃。在那間店，我們吃了印尼餐點當作遲來的午飯，和遠從花蓮前來的好友第一次見面，一群人一下聊著合作的計畫內容、一下聊著不同的學校生活，外面的雨仍在不停地下，「我都要忘記我們現在在南方澳了！」當一個下午又這樣被不知不覺的消磨過去，有個夥伴不禁驚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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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在去到印尼餐館前，我們還在一家東南亞雜貨店前遇到兩個菲律賓人，騎樓下的機車踏墊擺了他們喝到一半的啤酒，路過的我們突然被他一個招手、吸引近雜貨店晃晃。目的其實是這群漁工的我們做事進到店中意思意思繞了一圈的我們，出來之後隨意地和菲律賓人聊起天來。我們大致能用簡單的英文和比手畫腳溝通，再不然就是不時地學他用哈哈大笑掩飾聽不懂對方意思的時刻。聊及他漁工的生活，他輕輕地提起，卻按帶責難和酸楚，「海上的生活是很危險的，每一次出海、你都不知道會遇上什麼。」、「但我們沒有選擇，我們來台灣、老闆要出海，我們能說不嗎？」為什麼說責難？「我們薪水很低的，最多、就只有你們台灣人的一半吧？」不知為何，我只記得自己的臉上堆滿了不知所措的笑容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表達，我們其實不是無知的遊客或是一般的學生，我們該承認這其實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我們計畫過、有意識的相遇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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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So, you’re students, what do you guys study?”聽完我們回答了「medical」後，只見他搖搖頭“No~ I mean what will you do as work in the future?”、”Doctor! Ah…you’re all from rich family!”我忘不了他眼裡仍保持禮貌、卻漸行客氣的輕蔑，那是包裝著客套的不信任，我想這次的聊天算是被我無知的誠實給砸了，因為後來的我不知道該怎麼微笑、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，”No! Uh…I’m also from blue-collared.”顯見的是他的中文雖不壞、但也和他英文的水平一樣，好不到流利的程度，事後在記錄著這些時刻的瞬間，其實我覺得我好像霎那間懂了當時的角色關係，社會上「主客」的位置互調了，在他們的地盤，換成是我想取得這些「主流」的信任，像極了「他們」平時在工作領域、從某些臺灣人身上永遠得不來的那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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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這些很多瞬間的身上，我看見「不同」族群，不只是在生活習慣、語言文化上的差異，不同的生活背景、生長經歷讓我們對不同的事物有了不同定義。面對「醫療人員」一系列的身份，菲律賓漁工選擇看見的不是除去病痛的白衣天使，面對對他而言遙遠的資源，他選擇看見的是他可能永遠不可觸及的白領階級。課堂幻燈片也許能告訴你，碰上潰爛發炎的傷口、碰上棘手罕見的病痛、碰上措手不及的死亡，我們該如何照護、如何治癒、如何撫慰；但教科書時常沒有教我們的是，面對傷得徹底的靈魂、面對毫不信任的目光、面對誠實地殘忍的指控，這樣赤裸裸的羞赧，我們該怎麼面對、怎麼接近、怎麼自處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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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許多移工來說，台灣是座沼澤地，錢財滿坑但死亡無聲。一年前、一年後，誠如夥伴所說，我們還有很多未有學習、未能學習的。面對這個議題，時常詢問自己的是，「我」，正在用哪一個角色和他們互動著呢？是那個在復健科走跳長大的女孩？是未來可能成為醫者的預備生？還是單純想為社會增添一點溫暖的台灣人？每每在這種時刻，因為對不同生長背景的體諒，亦無法進而強迫他人理解，無法精確傳達議題重要性的這種挫敗感，就時常在深夜油然而生。真的能慶幸的是路上遇到的人，有溫暖的，鼓勵你仍要繼續前進、有嚴厲的，澆醒你還要繼續努力、有冰冷的，警惕你不要兀自沈溺。看似都在說「我」，其實都在說「我們」。只是想給「我們」，都有一個「開始」和「繼續」的理由。你要相信，我們的心臟會越長越強大，有一天會裝得下「我家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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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願意讓生命傾注在什麼地方，自然就能夠從那地方得到力量。」節自雲章老師的《流浪西貢100天》。

文、圖｜Julien